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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绕不开的管理变革

发布时间:2016-04-05 13:46    浏览次数:172

处于改革发展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企业面对三个挑战:企业家心智模式需要怎么变?企业治理结构需要怎么变?企业文化需要怎么变?《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8月刊刊发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吴晓波教授的观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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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环境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管理红利、创新红利渐行渐近,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转型,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型。无论是管理红利还是 打造创新型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都绕不开管理变革,但管理变革并非易事,围绕管理变革,相关各方如何各就各位并各担其责?变革的关键是什么?变革的瓶颈又 是什么?


旧支柱的坍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在制造业的崛起及其对国民福祉的拉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如今,决定中国下一轮可持续发展的命门亦在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所谓中国制造业困境是多重动因所导致的。从外部来看,全球要素流动更快、更畅,全球化竞争在加速深化,制造业在全球范围进行着剧烈的结构性重组;从内 部来看,市场环境和要素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导致更多往日的企业外部经济性不断加速内部化。

一个基本的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后,企业迅速卷入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在参与全球制造产业链中获得庞大市场机会和收益的同时,随着卷入程度越来越 深,竞争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大,在企业高速发展、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以低廉劳动力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优势支柱一注如泻地“无可奈何花落去”, 而创新尚难成为新的竞争优势支柱,发展的瓶颈便一下子卡住了众多制造企业的脖子,从战略意义上看,也卡住了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持续发展的脖子。

从经济上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创新瓶颈。向创新驱动转变意味着全新的管理挑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治理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企 业都面临着新课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加剧了企业的白热化竞争和结构转变,对过度依赖传统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本是一个“洗牌”升级的好 时机。然而,随着政府的过度救市,许多企业不是依照市场规律去通过改进管理实现创新升级,而是找到了通过取巧来渡过难关的机会。比如钻政府背离市场经济规 则过度行政干预、繁设优惠政策的空子,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层层扭曲的机会等等,结果,在越来越回归理性的当今全球竞争新环境下,这些企业失去了创新能力升级 的重大战略机遇,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而那些敢于直面挑战,具有科学理性和务实精神,并且全面利用全球资源认真务实创新的企业,则已经开始享受到新的全球化 背景下的人口红利。比如华为、浙大网新、海康威视等等创新型公司。

有不少人说,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红利,但不是来自封闭系统中的无技能、低技能的体力劳动人口,而是来自 全球的“物美价廉”的知识工作者。而且,在下一轮发展中,尤其对制造业来讲,新人口红利的意义将是支柱性和战略性的。


新人口红利催生管理变革

新的人口红利来自全球范围的那些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工作者。比如华为,17万员工,其中4万多海外员工,超过40%的公司员工是科研人员,华为去年的科研投入超过300亿人民币,它所产生的科技创新推动力让全球瞩目。

 尽管人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种种严厉的批评,但是,每年700万大学毕业生,千万级的相对高素质劳动力,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全球仅有的巨大新人口 红利。发达国家企业雇10个人的科研成本,中国企业可以请100个人。许多中国年轻创新型企业就是这么用好了中国的新人口红利,通过密集的研发劳动力投入 而迅速发展起来。比如,海康威视用了10年工夫,从无到有,销售超百亿,资产价值增值了上万倍。还有聚光科技、研祥智能等知识密集型企业也是这样。众多新 型制造企业抓住新一轮的人口红利迅速做大做强。

在更大的视野下,新人口红利其实还包括另一种全球化的人口红利。比如,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的制造业普遍不景气,产生了一大批提前退休、公司倒闭而失业的高 素质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国许多有智慧的制造企业,就抓住这个重大战略机遇,用较低廉的成本雇佣了这批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些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 理,产生了超额的绩效,这就是通过利用全球高素质人口所带来的新型人口红利。

在大全球化的大视野下,科研发展已经没有了国界和产业边界,中国企业更有条件在全球布局研发体系,更可利用区位优势实现全日24小时的连续研发创新体系, 使得研发创新的效率大大提高。许多中国优秀的企业都这么做。相反,那些自信而保守的国外同行,原有的竞争优势迅速瓦解。

但是,新人口红利并非可以唾手可得,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挑战。如何管理知识员工?这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首要问题。以前是拉长(取自line的音译, 就是负责生产线运作的管理人员)式管理,员工做最简单而机械的活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管理的是创新。为此,企业必须面对三个重要的转变:企业家自身的心 智模式需要怎么变?企业治理结构需要怎么变?企业文化需要怎么变?必须面对革命性的转变!


企业面对三个重要的改变

面对全新的挑战,企业家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认为,企业家首先需要开“心界”。曾有一位企业家问我,我们经常去国外考察学习,按理说已经算开眼界了,但 面对新的全球化竞争为什么仍然感到困难重重?我告诉他,开眼界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开“心界”,真正开放自己格局,提升自己的灵魂。观察不同的企业 家与国际企业的对接交流,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打开心界的企业家,对知识员工的认识,对“知本”作用的认识,对创新的认识,对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尊重和认 知上了一个新台阶。事实上,只有企业家的心界打开了,企业文化才能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才能形成,这是人口红利得以孵化的企业内部软环境之魂。

如何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很多企业家总希望走捷径,能从某某高人那里找到救命的或一劳永逸的特效药。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完全依赖外部咨询公司或完全靠企业家 自己的领导艺术而获得持续成功的案例极少。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型咨询公司拥有非常丰富的、以科学解析人的行为为基础上的原理性认知和知识库,往往能够通过非 常理性的分析进行变革设计,能够设计出一套很理性、很科学的管理体系。但实际上这些体系是基于很多隐含的对人和组织的假设而理性设计出来的,与企业所面临 的实际情况和动态环境往往不相吻合。

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大国,那种不接地气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改革注定会失败。有效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变革还是要由企业内部 人,尤其是企业家及其核心团队打开心界,带着自身的理想、抱负和掌控能力来操刀设计并付诸实施。因为他们更了解企业内部中那些活动的、富有生命的信息,对 不同层级员工的工作驱动力理解得更深,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调动和激发全员的潜能。所以你看那“不让雷锋吃亏”、“力出一孔,得出一孔”的华为,其治理结构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体系,对知识员工的激励与维护,既科学又艺术,首先符合科学,然后进行艺术提升,非常符合国情。这种充满鲜活艺术性的、接地气的治理结构和 管理体系很难只靠咨询公司来解决。但是,专业咨询公司在华为的管理创新中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改变决不能只在形式和口号层面,甚至也不只能在“理念”层面。企业文化体现在车间中弥漫的空气里,它以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为载体,以企业家及其核 心团队所奉行的管理哲学及行为准则为灵魂。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片面强调“人治”的沉苛,目前众多企业家过于关注抽象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 文化理念,在面对知识员工及80、90后的员工们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倒是基于近代管理科学和普世人文精神的管理体系,实施先固化、后提升的思路能够接通全 球化的竞争环境,也真正从本质上能够接通地气。

可见,企业面对的三个改变的核心是企业家自身的改变。我遇到过那些做得好的企业家,做得越好的,就越尊重那些基本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科学管 理体系。他们不会简单地鼓吹“儒、释、道”在企业管理中的神乎其神,也不会将中、西方文化截然对立。应该承认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发展起来,其科学意义并无 国界。

一位知名企业家对我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经过上百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东西,是把握住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的好东西,中国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所有包 袱拿来用呢?为什么总要为所谓‘中国国情’而耿耿于怀呢?”对企业而言,真正的创新并无国界,无所谓“自主创新”。


瓶颈在哪儿

既然企业变革势在必行,那么变革的关键瓶颈是什么?如何破呢?政府不要总是向企业喊话“转型升级”,而一定要先想想,政府自己有没有转型升级?尚未完成转 型的政府是不是已经成为企业变革的瓶颈了呢?政府是否自己就是“让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大瓶颈呢?以走在市场经济前列的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走过经 济高速增长拐点的浙江经济面临要素集聚、企业整合重组的重大需求,迫切需要拆除壁垒,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是制度壁垒、管制壁垒、法律法规壁垒层 层叠叠,优秀企业、龙头企业徒有雄心壮志,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苦苦挣扎,逃离制造业倒是容易,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从企业自身看,制造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保底的基础性科学管理和制度建设,以及提升创新管理体系建设两个重要方面。那些在精益管理方面提前下足 了功夫的,日子就还好过;在创新方面做得好的,日子就更好过些。为什么目前很多企业仍然忽视基础管理和制度建设?因为企业家们还是受到了太多的非理性赚快 钱的机会诱惑,许多人习惯了过去那种粗放式赚快钱方式,更有一些长袖善舞、精于寻租者早已废了先前创业时的精气神,堕落为擅长权钱交易的投机钻营者。

当前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中国传统的、游走于官府商贾之间、在信息不对称中实现“货殖”的“商人”角色中走出来,成为靠效率、靠品质、靠创新开拓创造真正客户价值而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企业家。

越是转型期,企业就越需要理性的环境和基于中长期的战略意志。而环境是塑造战略的基本要素,企业转型是战略性决策,政府对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决定了企业转 型升级的方向和成功率,政府只有塑造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理性的平等竞争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竞争秩序,企业才会走向健康方向。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在新一轮创 新驱动的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维护竞争秩序方面应该具有铁血坚定的强势。否则,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就是一句空话。


把是非生死交给市场

中国制造业发展到目前阶段,到了生长出庞大的、以知识型服务为主体的第三方的时候了。这才是真正的“第三产业”!政府应当塑造环境,为第三方力量的成长和 增长塑造好的环境条件。眼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性特点是,什么事情都只是甲方乙方,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三方:服务与保障方。很多企业抱怨,创新很 难,太容易被人抄袭。这恰恰是第三方力量: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影响薄弱的体现。创新驱动的市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这已成为是我国严重 的市场环境短板。

 现在,塑造完善市场环境所需的服务与保障体系缺位,造成的系统性缺陷问题已经暴露无遗,它们的催生,决定了未来管理红利能否释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的 改变,比如非盈利组织的注册变得便捷,政府开始更多地购买服务来替代自己管事,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创新更是风生水起。十八大以后,政府 各级各地各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去管制化”、“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等等不断推进。未来一两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就可以看到系统性建设的成效, 现在各方都处于动态适应的过程之中,企业一定要基于对未来的认识做积极的准备。

再有,最近有一种舆论认为,未来三年50%的制造业企业将破产,这是一种随意的说法,实际意义不大。但它倒是提醒了人们一个重要问题:企业死掉就那么可怕 吗?其实,企业有生有死,企业死掉很正常,死掉一批,生出另一批。政府不能只想着企业活,也应该多想想怎么让企业死得有尊严、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一些企业的及时死掉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一些企业的死,整个行业就好不了。以产业发展的S型生长曲线来看,在拐点之前的加速增长过程中,企业数目的增长是 非常快的,但过了拐点之后,产能出现过剩,很多企业就要退出,就要淘汰一批企业,让要素更快地流入优势企业,产生具有更高效率的龙头企业。

这时,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让要素顺畅地流到那些优秀的企业手里,支持新的更加有战略前瞻性和创新力的企业发展起来,进而提升 全社会的健康品质。人们还只会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的生死,其实行业是动态发展的,行业要想发展,就要有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行业的进出也要自由,所以政 府要打开限制行业出入的闸门。现在企业破产注销非常麻烦,企业转让也比注册麻烦多了,舆论导向比较幼稚地认为企业卖掉了、关掉了就很失败。事实上,让一些 企业及时体面地死掉才是对产业发展的真正贡献。


企业家的心灵瓶颈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变革时,心理得足够强大。企业家需要心灵导师,需要有人来帮助企业家突破自身的心理障碍。欧美日的成功企业家大多如此,他们自己心灵和企 业的蜕变都需要“心灵导师”的帮助。有一位企业家跟我谈他的苦恼:“我打下的天下如此辉煌,但是我能活多久?未来企业落到谁手里好?谁来维护企业的价值? 我只有一个女儿,这些财富以后该留给谁?”我说:“你手下不是有很多优秀的高管吗?”他说不放心,他认为,如果真把权力交给高管,这些高管完全可以另起炉 灶,把公司掏空。

作为一个创始人企业家,难免面临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会局限住很多应有的战略性思考,影响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心灵导师们来打开他 们的心智模式。此外,心灵导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让企业家跳出现有业务来思考。很多企业家深陷业务之中,忘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而心灵导师则是从 外部进行引导,使企业家看到另外一个创新的境界。

优秀的大学教育或者说EMBA教育应该更多地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使命。当然,在提出企业家心灵导师这个概念时,我也有种担心,担心又会有企业家误入歧 途。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年轻的知名企业家,他告诉我说要闭关一个月,当然乔布斯也这样去印度做过修灵,但我们的企业家与乔布斯那样的西方企业家不一样, 在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中,科学精神早已渗透到骨髓里,他们经历了人性启蒙阶段,企业家对世界、对人、对现代企业组织的认知理性已经是很高了,而中国从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中走来,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来作为基础支撑。这种情况下,如果去相信一些中国传统中很玄的东西,就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现在这样的企 业家似乎还挺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这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创新很不利。现代大学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我们需要用科学与理性来敲打众多 企业家的灵魂!



企业家需要科学启蒙

中国企业家需要重新开启科学精神。中国社会和文化几千年文明,人治的观念和现实体系已经渗透到了基因里,需要彻底的改造。这是重要的基本世界观问题,中国 传统儒家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用高大上的完美主义和三纲五常的层级管制屏蔽了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底层启蒙,导致中国人普遍对人性认识缺乏科学性。存在高大上 的“说”事与桌子底下“做”事的严重分离,最后的结果就是“天理”与“人欲”相对立,“做人”原则与“做事”规则相背离,导致普遍的双重人格。

这种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成为中国企业家推动创新变革的主要障碍。基于承认人欲正当权利的科学精神得不到真正的承认和运用。因此,深受科 学精神熏陶的大学教授们应该更多地站出来向大众、向企业家们传播和践行现代科学精神。现实是,受众多因素的诱惑,中国知识分子们亦普遍缺乏科学精神。

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使命。十多年前,作为浙大第一任EMBA主任,我记得在与企业家学员进行的第一次交流会上,我说: “我们的责任就是敲打企业家的灵魂,无论你们企业家多么有钱有成就,你们的灵魂还是需要现代科学精神的敲打。“我说完后,一个企业家马上反问:”那你们的 灵魂又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要求我们教授自己的灵魂要足够强大。我们的科学精神强大吗?应该由谁来敲打呢?我觉得教授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 1883年8月15日,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的演讲“为纯科学呼吁”。大家都得好好补上科学启蒙这一课!


作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吴晓波教授

信息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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