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在于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四种精神”，绝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具有实质内容。具体诠释为：

在EMBA教育中，除了创新和商学相关联之外，为什么院长魏江将人性、人格和人道置于其中，甚至还高于创新的地位？

这个问题涉及商学院（含EMBA）存在的意义。

院长魏江援引彼得·德鲁克的话说，管理是一门真正的博雅之学（a truly liberal art）。

一所商学院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唯一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在他们的管理下让组织变得富有成效。这才是一所商学院应该追求的使命和目标……

——德鲁克写给《经济学人》编辑的一封信

2022年，时值中国EMBA教育整整20年，

回顾过去及结合当下形势，

作为首批EMBA项目办学的浙大EMBA，

又是如何践行“博雅之学”理念的呢？

和所有在2002年首批中国大学的EMBA教育项目一样，时任浙江大学EMBA教育中心主任、副主任的吴晓波教授和魏江教授，面临着这“四问”：EMBA项目的使命是什么？招生对象是谁？教学课程是什么？教师如何而来？

明确了使命后，接下来就是思考招生对象问题。

按照魏江教授的说法，浙大EMBA项目之初，基于学院身处国内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特别是处于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抓住区域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广泛吸收该区域的私营主作为生源。

那么，2002年时期的浙江民营经济是一种什么形态？

根据浙江工商资料，2002年，浙江全省共有私营企业24.73万户，年产值亿元以上私营企业334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8户，注册资本超过亿元的达68家，全省雇工超过100人的私营企业逾70000家，雇工100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数以百计。私营企业集团已达342家。

对比全国各省，浙江的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此外，浙江私营企业中还呈现出“向科技要效益”和“积极海外贸易”两大趋势：

在科技转型方面，当年全省私营企业投入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资金319.66亿元，比上年增长27.28%，技改立项比上年增加了35%，新产品开发比上年增加了46%。

在对外贸易方面，浙江从事出口生产的私营企业有15778户，实现出口交货值883.9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88%、29.64%。其中超百万元的为5948户、817.98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8.25%、37.68%。

在国内早期的EMBA项目的优势竞争中，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地处的经济地理地位；第二、拥有企业家数量规模的优势市场。按照条件，浙大EMBA的招生优势属于“自然赐予”。

不过，吴晓波教授也客观表示，由于当时的中国EMBA教育仅仅实现了从无到有，尚未推行日后的统考制，因此招进来的企业学生，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管理教育，这对EMBA项目在设计课程及课堂教学上，均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此，魏江教授深有感触。他表示，浙大EMBA项目初期，和多数院校一样，也是模仿参考了海外EMBA课程体系，从海外聘请了更熟悉西方EMBA教学模式的洋教授来浙大授课。

事实上，在初期，由于国内对EMBA这个“教育舶来品”缺乏认知，因此各EMBA项目单位均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过程。不过，随着国内经济急速发展，以及企业管理者对商学实效价值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EMBA教育相关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促使国内各EMBA项目开始进入一场集体反思和升级。

浙大EMBA，迎来了自2002年开办项目以来最激烈的一次重大变革。

2014年至2016年，出现了两份有关国内EMBA教育的政策文件，并对此后的国内EMBA项目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第一份文件是《关于严禁举办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的通知》出台。这导致大量政府官员退出EMBA教育，由此解构了由原政府官员、民企老板、外企高官等组成 EMBA生源的三维结构。

第二份文件是《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出台。其要求自2017年开始，EMBA项目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考生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由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该政策也被称为“统考制”。

两份文件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EMBA教育的办学体系，同时，也对国内多数EMBA项目带来巨大冲击。有些院校即使承受了第一波影响，但却未能躲过第二波冲击，结果出现了招生不足，有的干脆直接停办。对于浙大EMBA而言，情况又如何？

用“先抑后扬”来形容浙大EMBA在这段时期内的情况最为贴切。

第一份文件出台后，由于浙大EMBA生源结构中本就以民营企业的老板和高级管理者为主，因此对其影响并不大，但是第二份文件出台后，影响则非常巨大，对此，魏江教授没有回避，他表示，“统考制”出台后，随着大量民营企业老板群体生源的退出，浙大EMBA招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魏江意识到，“统考制”出台并不意味生源的消失，而是生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含少量专科学历额度），且有5～8年及以上的高级管理岗位经验、一定规模化或前瞻行业企业的生源，成为了国内EMBA项目的核心招生对象。对此，浙大EMBA决定进行反思和做出历史性改变。

首先，必须理解EMBA教育出台这两个文件的原因。事实上，前一段时期中，社会上对EMBA教育的议论呈现了一种负面倾向，比如“官商利益”“富人圈子”“卖文凭”等等。

“尽管浙大始终坚守底线，但这股风气还是影响了整个EMBA教育环境。”魏江表示，浙大EMBA教育首要的任务是，明确价值观的问题。于是，“培养引领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的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确认，特别是针对EMBA教育，更是明确了“尊德性，道问学”的培养理念。

浙大EMBA强调，面对日益不确定的环境，唯有通过“问学”过程，不断创造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应对这些不确定性，进而开物前民，扮演好领导者角色。

基于以上价值观和培养理念，浙大EMBA又是如何确立自己的教育方法论呢？

同期，基于产业、经济、科技的最新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结合浙大学科教育资源优势，院长魏江在2018年接受《经理人》采访时，正式明确提出了浙大EMBA打造“商学+”新培养模式。

事实上，“商学+”的EMBA教育模式，浙大管院早于5年前就已逐步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如，2012年，浙大管院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商学+制造”的培养体系，联合开设全球制造与供应链管理项目，培养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物流企业的核心经理人员与创业者；2014年，推行MBA Track制度，聚焦行业需求改变传统工商管理培养模式，随后，推出了农商MBA、医疗健康MBA、文化旅游MBA等项目；2017年，启动本科专业结构优化，8个专业优化为3个，以“管理理论+人文精神+科技洞见”为逻辑，全面改革“一横两纵”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培养引领中国发展健康力量”价值观的深化，以及“商学+”教育模式改革的深入，浙大EMBA进入了一个全新的EMBA教育场景时代——打造“商学+”教育生态系统：

课程体系蕴含的“新思维”。构建了更适合于中国产业经济、中国企业的实效价值课程体系，打造了包括科学思维（S）、管理理论（M）、人文精神（A）、伦理责任（R）、技术洞见（T）的SMART课程体系。这套体系的特点就是，商学+学科的多元化、商学+行动的多元化、商学+思考的多元化、商学+课堂形式的多元化等等。

师资结构的多元化。在SMART课程体系之下，浙大EMBA一改过去基于管理学科搭建教授团队的传统思维，重新建构了一个在学科上更为多元化的专业教师团队，除了管理学专家教授之外，还增补了理工农医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智库专家以及一线企业家等等。

EMBA学生和浙大校友资源的融合。由于浙大EMBA学生大多来自各行业企业的高管、创业者，因此浙大EMBA为这些学生搭建了企业校友资源平台。在浙大精英校友中，70%为民营及私人控股企业，85%担任企业最高决策领导职务，426位上市公司董监高。

以上只是浙大EMBA“商学+”教育模式场景中的部分，其他还有研习社、论坛、讲堂、CXO系列平台、奖学金计划、联谊活动等等。

2020年底，浙大管院在“商学+”教育模式实践基础上，进行了再度升级，提出了“‘商学+’教育生态系统”，并以此构建系统架构。其基本思路就是建设起“目标—内容—运行—保障”四层次系统，具体涵盖九大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