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出现回升的趋势，面对经济危机与由此带来的机遇，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困境，总结经验，调整经营模式与增长方式是当前关注的重中之重。

      10月21日，浙江大学EMBA香港访学团一行60多人从杭州出发前往香港学习考察。浙江大学EMBA学员作为现代企业高学历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毅的精神，紧紧抓住机遇，在变化中寻找可持续经营的发展之路。此次香港之行，就是与香港同行进行经营模式研讨和新型商务方式交流的一次探索之路。

       危机面前优胜劣汰

       刚刚过去的金融海啸，让企业家们体会到了大起大落，在这次危机中，东南沿海特别是浙商在这次金融海啸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作为商业行为中的第三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浙商这样一个活跃的商业群体也遭受了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在这当中呈现出一些典型的趋势，比如说生产要素向那些优秀的龙头企业集聚。所以我们浙江省，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年销售额或者年营业额能够达到一千亿左右的民营企业。因此危机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李建华（浙江万事利集团总裁）：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危机，但是丝绸企业不是从去年开始危机，而是在十年前就开始危机。改革开放以后，丝绸企业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们每天都在危机中度过，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保护，所以我们应对危机的摔打能力比一般企业强一些。

       我们理解“危” 不是危险，是发展，是一种竞争。“机”是机会、生机和活力。实际上“危”对每个企业，相当于我们的空气和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但是“机”对每个企业是不同的。作为一个传统企业，如何在危机中间规避风险、抓住机会，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要把自己的战略定位好，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自己走好自己的路。

       罗晓伟（浙江赞成房产总裁）：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企业影响很大。2008年的1-3季度杭州整个住房和商品房成交量是一万套，然后到了2009年1-3季度，这个数字有了飞跃的增长，达到了五万套。可以说浙江房地产行业，在金融危机当中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这样的转变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外，也离不开房地产商自身的努力，在行业低迷时期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没有降低，而是继续上升，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

       中国经济需要华尔街角色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那么香港的商人对这次危机又作何感受呢？

       黄文健（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会长）：这次金融危机我最深的感受是2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香港的环境是特别差的。可以说，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信心”问题，香港人那个时候对金融和投资都要失去信心了。但是香港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地理上、技术上、管理上有很多优势，所以香港那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总比其他国家和发达的地区要好很多。

       陈征（环球数码创意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是好事，它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回归它应有的位置。

       香港的恒生指数从三万点掉到了一万点，花了两个月时间，中国上海股市从六千点掉到两千点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市场掉得那么快，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掉得那么慢。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主要还是股民兜里自己的钱，所以掉到一定的时候才割肉。而香港投资者大量的钱是那些基金，他们在割肉的时候很豪情，而且最好割完了以后从头开始。

       这次金融危机是华尔街造成的。资本市场很重要的功能是配置资源，企业效益好，资金就往这里流，企业效益不好资金就流走了，最终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回归它应有的位置。华尔街的资源配置是建立在信息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依靠很多中介机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所以中国需要的是华尔街模式。

       美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它的核心实际上是三个支柱：军事、科技、资本。它用资本市场支撑科技研发，用科技来发展军事，军事来保护它的资本秩序。这就是今天美国形成世界地位的三大原因。中国为什么没有很强大的科技研究，因为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撑，所以今天的中国经济还是需要华尔街这样一个角色。

       浙江、香港的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以低端、低质、低价的产品打开世界贸易市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现在香港显然已经摆脱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现在是不是中国大陆特别是浙江，已经接过了香港的接力棒了呢？

       吴晓波：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环境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浙江要走的一条道路。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是支撑我们中国下一轮发展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

       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浙商将有很多新的优势，新的要素会介入到发展道路上去，不会是简单的一种重复。如有些高科技的企业，像阿里巴巴、旺盛科技等基于现代技术的公司，他们用新的资源整合的模式，把传统产业的优势与新科技相结合，在拓展市场需求当中找到自己新的竞争力。

       浙江企业与港台发展另一个不同是有很大的纵深，形成一种梯度。所以沿海地区获得早期发展，随后可以在内地看到它的跟进。在这个梯度里面，总能够找到一些跨越的机会，就是新的模式。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科技型企业其硬件以及管理、技术、观念、体制等软件方面的发展，是支撑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力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只在那些低附加值的加工业里面，也包括科技产业。它不以低成本劳动力为主，而是密集的高科技劳动力为主，这种发展新模式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浙港商人合作大于竞争

       浙商和港商之间，有哪些矛盾？哪些竞争？这些矛盾和竞争怎样解决？是先发展后发展的竞争呢，还是资源的竞争？

       吴晓波：浙商和港商的竞争可能在不同领域里体现。

       首先低端制造业先面临竞争，中国大陆在这个领域里发展非常迅速，会有比较强的同质化竞争；第二个领域是金融服务业，大陆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会非常迅速。特别是前期，浙江非常典型的一点就是地下钱庄发展比较多，当政府政策有改善或者放松，特别是中小型银行，如果政策能够放松的话，他们会发展得非常迅猛，香港在这方面占有金融服务业的优势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互补性。香港的这些经验，特别是香港跟江浙跟长三角的人脉网络和历史渊源，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些互补性的东西。

       黄文健：市场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各地都有浙商和港商。香港跟内地城市，浙商和港商之间怎么去合作，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有关版税、知识产权的问题，香港是希望跟内地配合的，一些企业做的产品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产品价格就卖不高，可能只能卖一两百元。但是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有专利知识产权，就可以卖几百元、几千元。抄袭是永远不会呈现出很好经济效益的，香港虽然有这个意愿去做，但是因为我们市场太小。如果有内地市场一起去发挥，就可能变成全球性的产品。

       李建华：我也非常希望浙商跟港商更多的是合作。

       第一，如果个人能力竞争，我认为浙江人可以很快超过香港人；第二，以企业为竞争，我们每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要有号召力，像香港利丰集团，它已经完成整个世界的布局，不仅是生产布局，还包括设计、研发、渠道建设、银行融资等整体的发展竞争，在这方面我们跟香港的竞争是非常之难的；第三，系统的竞争更难，比如说监管体系，这个也是很大的难点。

       商报记者 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