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并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都逐渐开始面临企业传承的问题。而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很多企业想要进行家族传承尤其困难。这传承应该怎么做？近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教授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
采访原文
记者：您对家族企业管理有着很多年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现在的家族企业在管理上遇到了哪些困惑？他们中的很多目前都到了一个传承的阶段，那些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身上具备哪些特点？陈凌院长：我们很多的家族企业都还处在第一代手中，一般来说，在第一代的家族企业里，企业家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因为中国企业的成长是在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非常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所以年轻的第二代的成长环境与第一代的差别非常大。他们都上过大学，很多还在留洋，他们是在一个比较规范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家族企业所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传承，即第一代到五六十岁了，他的企业未来如何再往下传，如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当然既包括家族内部，也包括家族外部，这个传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记者：如果第一代是野蛮生长，那他寄希望于第二代也野蛮生长似乎就不太可能。陈凌院长：当然了，第二代要想继续野蛮生长，也要靠商业的敏感性和商业天赋自己创业，两代人相关度很低。
我觉得第二代在创业的时候，应该多和第一代进行交流、沟通。中国未来的传承之路，并不是常规的子承父业，并不是父亲办了企业，然后交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能力不够，或者他没有兴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未来家族企业的传承，可能会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种类，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非常的开放，我们正在研究不同类型的传承模式，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记者：那您研究的模式当中，有没有包括欧洲的一些模式，或是东南亚华人家族传承的模型？陈凌院长：你刚刚提到东南亚的华人家族企业，由于他没有计划生育，他们在海外依然保存着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家族传承。他们的困惑在于，子女过多了之后，企业最后可能会分开，分成不同的小企业，诸子均分，这是家庭制度所形成的。
而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呢，是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子女人数太少，哪怕就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想法跟父亲的差别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所遇到的传承的挑战，可能是非常独特的。记者：也就是说，这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很独特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只有女儿的话，又会有多一层考虑。陈凌院长：对。但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感觉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因为计划生育，孩子过少，可能会更坚定地，或者更早地来尝试家族所有人和职业经理人结合经营的模式。陈凌院长：很可能坏事会变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传承模式。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在于家族企业的治理，中国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小家庭大产业”，就是他的家庭规模非常小，家庭直系亲属的人数可能只有四个人、五个人，但是他的产业却非常庞大。同样的产业要是放在欧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要拼搏几代才能积累到的财富，现在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式，他就一下子积累得非常快、非常多。记者：您是觉得这些企业家们应该考虑更多的是家族财富的管理。陈凌院长：家族财富的管理、家族关系的梳理，和家族文化的打造。通过很多成功的企业，你就会看到，第一代不一定一下子把企业推到了非常大的规模，但是这些创始人往往给家族带来了非常好的文化，非常好的精神遗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地梳理自己，想明白除了物质财富，他究竟能够给下一代留下怎么样的精神财富。记者：我们的一代创业家还蛮辛苦的，先要创业，还要守业，然后还要考虑从制度上怎么能把业绩传下去的问题。陈凌院长：如果看一下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第一代和第二代都蛮辛苦的，不光是第一代，第二代要做好传承，还要在父亲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陈凌院长：对，所以家族趋势是一个挑战，就因为“富不过三代”这个诅咒，家族企业要能够传到第三代，要能够成功是极其不容易的。
信息来源：商学院大百科
学者名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
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执行院长
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
陈凌教授
研究领域：
家族企业研究，尤其是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结构；比较企业史，尤其是家族企业现代转型；人力资源管理与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