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创新意识增强，但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

中国企业之所以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后发优势”的背景下，不少产业部门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这一战略在特定发展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企业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目前，中国芯片80%依靠进口，2014年集成电路进口额为2156亿美元，继续成为单项进口额接近石油的商品。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即使没有大的技术创新也能依靠低成本、市场优势等取得良好的收益，近些年在经济增长趋缓和企业经营困难的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又难以得到保证。三是因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产权和收益保护不到位，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专利数量增长较快，但专利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量达到92.8万件，同比增长12.5%，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专利的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1年由国内申请者注册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6.9年，国外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10.3年。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获得的国际专利数量仍然不多。2014年中国企业共申请了26,472项欧洲专利，占全部欧洲专利申请数的9%，美国占到专利数的26%。而且，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就占据了申请总量的70%。从获批专利看，2014年欧洲专利局共批准约6.46万项专利，中国只占总获批量的2%。2014年，美国批准的专利总量首次超过了30万项，中国公司只占总专利量的2%，而日本公司则达到18%。

3、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得到重视，但仍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薄弱仍然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受制于人，共性技术难以突破，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大而不强”的根本所在。主要原因有：一是以各类项目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模式，存在缺乏系统规划、重复分散投入等问题；二是大部分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虽然适应市场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三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重要方面的标准制定、认证和评价的研究与服务机构发展滞后。

4、大学与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低。

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先进适用技术的支撑，对科技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科研机构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的实力不足。二是评价体系不合理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创新成果转化动力。三是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不能满足企业创新需求。四是成果权属关系模糊不清而造成的审批流程长、利益分配不均。

5、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够的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模式，在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上主要采取“选择主导产业、确定技术路线、指定承担单位、催生冠军企业”的不平衡发展模式。

这种做法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套利”专业户，企业准入和竞争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公平，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成本，垄断行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收益率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造成了尽管中国研发投入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产业仍处于低端环节的尴尬局面。

1、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实现从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传统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以优惠的土地、财税、金融、用工政策等压低要素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为特征的传统产业政策的作用明显削弱。同时，在由技术模仿阶段步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政府已不再具有充分的可用于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信息。

一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升级。全面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大学要把精英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把“顶天”与“立地”相结合。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适应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工人。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动、支持创新、分散风险的能力。

二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改革，抑制经济的虚拟化，打破行业间利润严重失衡，特别是金融业与实体部门利润失衡的格局，引导升级后的创新要素向创新领域配置。

三是要通过加快改革和强化制度建设不断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用地制度，减少对工业用地的“暗补”，逐步提高工业地价的市场化程度，增强土地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尽量减少土地用途变更带来的套利空间。彻底破除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强化竞争和统一市场。改革科技投入体制，进一步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提升知识产权附加价值。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

2、按产业升级目标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以产业链引导创新链，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

一是建议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家创新领导小组”或“国家创新委员会”。统筹制定全国的产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从组织上保障按产业升级目标推进创新战略的实施。

二是统筹谋划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定位、布局、衔接、互动与优化。消除产业链与创新链优化配置和融合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创新资源整合共享，建立产业和创新要素合理分布与优化配置、上下游和各环节有机联动的机制。

三是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产业链与创新链联动发展试点。通过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促进资金、人才、科研、信息、网络、数据等知识要素、创新要素集聚和共享。

3、协同推进、集中突破产业领域发展的若干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一是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建设。主要是指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制造装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

二是强化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围绕重点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引导整合现有科研院所、企业形成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体系。改革行业研究院所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中的作用。推动建立一批由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参与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三是多模式、多途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集成创新资源，如日本的“整体网络方法”和美国的“合作创新”模式。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发。

4、进一步完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

一是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推动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制度障碍，给予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更大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探索建立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管理制度，加快完善技术成果产权转移转化的财政税收激励制度。完善对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进一步提升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积极发展科技服务业，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成果“技术市场”建设。

三是通过设立开放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创新孵化器等载体，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向社会开放。围绕市场需求，通过成果转移、合作研发、人员流动等多种形式，促进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实现产业化与基础研究的良性互动。

5、坚持开放创新，加强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

一是紧密跟踪国际最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动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高标准、大范围、跨领域进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整合和集成世界性的创新资源，在合作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加强与国际产学研机构战略合作，组建若干战略联盟。结合国际产学研机构的比较优势和特点，完善合作机制，加快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研究开发基地。鼓励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收购或加强与国外研发机构合作，设立更多的全球研发中心，依托国外先进和适用技术扩大国际市场空间、提升中国产业竞争能力。

来源：新华网 解读《中国制造2025》·专家系列谈

1、企业创新意识增强，但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

中国企业之所以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后发优势”的背景下，不少产业部门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这一战略在特定发展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企业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目前，中国芯片80%依靠进口，2014年集成电路进口额为2156亿美元，继续成为单项进口额接近石油的商品。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即使没有大的技术创新也能依靠低成本、市场优势等取得良好的收益，近些年在经济增长趋缓和企业经营困难的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又难以得到保证。三是因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产权和收益保护不到位，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专利数量增长较快，但专利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量达到92.8万件，同比增长12.5%，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专利的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1年由国内申请者注册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6.9年，国外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10.3年。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获得的国际专利数量仍然不多。2014年中国企业共申请了26,472项欧洲专利，占全部欧洲专利申请数的9%，美国占到专利数的26%。而且，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就占据了申请总量的70%。从获批专利看，2014年欧洲专利局共批准约6.46万项专利，中国只占总获批量的2%。2014年，美国批准的专利总量首次超过了30万项，中国公司只占总专利量的2%，而日本公司则达到18%。

3、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得到重视，但仍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薄弱仍然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受制于人，共性技术难以突破，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大而不强”的根本所在。主要原因有：一是以各类项目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模式，存在缺乏系统规划、重复分散投入等问题；二是大部分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虽然适应市场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三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重要方面的标准制定、认证和评价的研究与服务机构发展滞后。

4、大学与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低。

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先进适用技术的支撑，对科技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科研机构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的实力不足。二是评价体系不合理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创新成果转化动力。三是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不能满足企业创新需求。四是成果权属关系模糊不清而造成的审批流程长、利益分配不均。

5、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够的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模式，在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上主要采取“选择主导产业、确定技术路线、指定承担单位、催生冠军企业”的不平衡发展模式。

这种做法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套利”专业户，企业准入和竞争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公平，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成本，垄断行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收益率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造成了尽管中国研发投入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产业仍处于低端环节的尴尬局面。

1、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实现从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传统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以优惠的土地、财税、金融、用工政策等压低要素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为特征的传统产业政策的作用明显削弱。同时，在由技术模仿阶段步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政府已不再具有充分的可用于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信息。

一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升级。全面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大学要把精英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把“顶天”与“立地”相结合。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适应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工人。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动、支持创新、分散风险的能力。

二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改革，抑制经济的虚拟化，打破行业间利润严重失衡，特别是金融业与实体部门利润失衡的格局，引导升级后的创新要素向创新领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