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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发布时间:2015-05-28 06:00 浏览次数:0次

4月25日,由中央统战部六局、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大EMBA承办的“新常态下的新经济、新技术、新阶层”主题演讲在紫金港校区举行,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以及新阶层人士代表,围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主题进行研讨交流。


本论坛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教授从新动力的维度来解读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赵教授通过解读中国新常态,阐述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增长动力变化分析了新常态下新动力的特点。最后,赵昌文教授还提出了培育新动力时需要注意的四大风险。


以下为赵昌文教授演讲的主要观点。


一、如何理解新常态



1.当前的经济数据


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数:GDP增速5.8%;第二产业增加值名义增速1.8%,财政收入增速2.4%(可比口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3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滑8%;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滑4.2%。面对并不乐观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出现了效益下降(效益下降是指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包括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到企业界的人士,都很关注甚至于有一些担忧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问题。


2.新常态:中国经济决策的主逻辑


“新常态”这个概念是在2010年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埃里安(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低增长过程。一直到现在,欧洲国家这几年经济恢复增长过程中其债务率、杠杆率几乎没有明显的下降,而美国去杠杆的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经济增速明显改善,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从9个方面对新常态第一次做了系统的阐述,这9个方面涉及到了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很多方面,是非常有深刻内涵的。


3.新常态的两个基本点


虽然理论上可以解释新常态,但是现实中如何把握又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理解新常态关键是把握好两个基本点,也就是增长速度和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换言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并不是新常态的本质,而是表现,增长动力的转换才是新常态的本质。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实际上是后两个期的作用导致了增长速度的换挡。


4.从国际经验看中国新常态发展阶段


全球经济体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领先型国家,如美英、德法、西班牙等。第二类是一些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韩国以及台湾、新加坡。第三类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他们曾经成功地实现了从低收入向中低收入国家的过渡,但是后来长期陷入增长困境甚至掉下去了。


中国是符合所有第二类和第三类国家的特征的,但问题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实现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完成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中充分关注了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向的问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速度,成功实现了挤压式发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比如工业化总体上进入到后期阶段,服务业比重提高,高储蓄率很难继续保持,技术创新更加困难,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的减缓,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等,而这些问题就是制定下一步发展战略和政策时所需要思考的。


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增长动力变化



1.中国的工业化阶段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教授等领导的课题组提出的指标体系,2013年以后,中国整体上(由于地区差异大)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后还要5-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而根据目前的推断,少数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绝大多数地区也基本能够在2020年前后实现工业化,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工业化的全面实现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2.不同工业化阶段增长动力的特征及变化


经济发展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三是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出发,还有一种从要素的角度去理解增长动力,最后一种是从产业和技术转型升级的角度去看待增长动力。


从三大需求的角度看,从80年代开始到201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实际上一直是在往上走;消费的贡献先降后升;出口呈倒U型,在本世纪初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已经越来越小。


从增长要素的角度,资本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特别是过去十多年保持在70%以上的水平;劳动增长的贡献从2006年以后显著下降。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一直认为中国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靠大规模的资源要素投入,但是其实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要简单地去否定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过去的3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20%以上,甚至1991到1995年接近50%。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除了大规模资源要素的投入外,要素效率的提高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相比,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率的贡献明显开始下降,2013年为37.9%,2014年为35.4%;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比重则继续上升。


三、“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1.投资增长的潜力已明显下降但仍有新的空间


从当前看,投资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了,特别是占投资约1/3左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已从2011年的31.8%下降到2014年的13.5。房地产投资也出现明显下降,我们的研究估计在十三五期间,其增速约为5%左右。因为人均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已经不低,特别是在东部一些地区已经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也有下降。如果企业都没有投资,没有生产,没有利润,如何实现GDP的增长。


对此,我们既要看到各类投资下降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也要通过体制改革、政策引导继续使投资在经济转型阶段发挥关键作用。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实现有效率的投资。国务院近期出台的若干政策,重点都在于创造条件鼓励民间投资,而且,政府投资要继续在一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其实,上述三大投资领域仍有不小的空间。如制造业投资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工业的整体技术升级改造,一个是节能生态环保。去年企业技改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例约34%,对比发达工业化国家相同的发展阶段是很低的。十三五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除了发展新兴产业外,重点都应该放在对工业、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上。当然,也包括节能环保的投资。此外,根据我们对十三五交通发展规划的初步研究,总体来说未来五年交通领域的投资大致也应该保持在10万亿左右。


2.出口增长空间较小但存在具大的进口替代潜力


由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出口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近五年来,已从2010年的31.3%下降到2014年6%,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3%左右。由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加之国际环境并不非常乐观,所以,未来几年较低的增长速度是可以预期的。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速度也不如预期的那么高。所以,这个动力也在变。


从出口的角度来说,提高竞争力、附加值是根本方向但确实没那么容易。实际上,从进口的角度来说,有很多领域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集成电路,去年是1万多亿的进口,如果在这个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会有很大的空间。还有一个是装备制造如高铁、通讯等,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做价值链中低端的东西,高端的产品虽然现在做不了但有很大潜力。


3.劳动力数量在减少但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


关于劳动力的问题,在2011年劳动力数量还是增长的,2012年就减了300多万,未来10年左右,基本上平均每年要少200万,所以,要靠劳动力的数量去支撑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难度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已经有明显改善。近年来,每年都有700多万的大学生加入创新创业的队伍之中。


国务院提出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应该说,现在是最好的创新创业时代之一。这个阶段的创新,融合了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创新是实现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的根本出路。根据我们的研究,新一轮产业革命可以表述为“一主多翼”,一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方面的创新,多翼是指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其中,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去创造好的条件,让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能够更加顺利。


四、如何培育新动力


培育新动力,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再造合格的市场主体;三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加强监管;四是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优化行业之间的报酬结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防范风险,在新常态下,在动力接续转化的过程中首先得保持平稳。


从风险角度看,当前主要应关注四类风险。


1、由于市场信用过度紧缩形成的金融风险


09年信贷激增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贷扩张,去年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比2013年低。2011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种收缩是因为市场原因所造成的,就是市场环境变差,企业效益不好,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受到影响,银行收缩贷款使整个信用链条形成越来越紧的循环,最后导致信用过度紧缩,这种紧缩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是很大的。


解决此问题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治理金融环境,要从金融传导的链条上去思考。


2. 防范财政缺口形成的风险


在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个关键词叫杠杆率。美国、欧洲过去杠杆率很高需要减杠杆。为应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平均的负债水平一直是在上升。但是,我们中央政府过去几年的杠杆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此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还不能忽视地方财政的情况。广义的财政赤字率是中央债务加上地方债务一起,最高的时候09年达到了12%。这几年,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使得广义赤字率越来越受到限制,不仅土地出让金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大大下降。如果中央政府加的杠杆不足以抵消地方政府减的杠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财政的资金缺口,使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效果上并不积极,这就是结果。


大体上有几个办法可以解决财政缺口,比如国务院已经出台了政策: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既要稳步推进地方政府的债务治理,也不能操之过急。另外,赤字的界限能不能考虑突破?总之,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来说,更加需要积极的财税政策去推动。


3.产能过剩就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泡沫


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短期行为;进一步深化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化解产能过剩和防范产能无序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强社会性规则,强化标准管理,没有的标准要尽快制定,低的标准要大力度提升,已有的标准要严格执行;进一步完善企业退出的法律、政策体系、完善社会保护网,为企业推出创造良好环境。


4.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包括推进保障房建设,调整前期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社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