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杰：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EMBA特聘教授 主讲课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1979年起至今（截至2013年1月），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代表著作有《新经济与企业裂变》《资本经营论纲》《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现代产权制度辨析》等。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转型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几十年专注前沿经济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魏杰认为当前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十年，也是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一种制度，要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以求“因时而变，常在常新”。

邓小平的思想要为现实指路 为现实服务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各界都在纪念邓小平之于现代中国的贡献，你如何看待邓小平思想的现实意义？

魏杰：我认为邓小平思想中有很多精髓现在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系列谈话中曾经多次强调：我们所谓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他讲到人民的最高利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的关系，其中重要一条是他认为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对此，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利益代表最高利益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最高利益的手段，所以在百废待兴时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贫穷的话，这种社会制度就可以不要了。

因此，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让人民获得最高的利益，即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不要抛开人民的最高利益而笼统地把所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目标，邓小平的这个哲学思想非常重要。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是以这个原则来看待问题的，我们是离开人民最高利益把所谓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作为最高目标，而这些原则是否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却无人过问。这种倾向是不把人民最高利益作为目标，而是把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作为目标。这个事能不能干？体制能不能改？实际上这取决于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觉得如果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的话，就可以干，可以改。

在现实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似乎就不能改变。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最高利益，要它干嘛？现在国企高管的薪酬很高，亏损央企的高管照样拿高薪，这是不是能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首先受损的却是企业的底层员工，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改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强调要永远保持国企的统治地位呢？能不能考虑要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历史上看，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成功的。

因此，我认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突破了人民利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个问题中僵化的一些束缚。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这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从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就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选择，时代在变化，世界在发展，我们就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没有什么是不能变的。民主法治已经是世界潮流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很多途径，我们要推动这种变化。邓小平曾经讲过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因而要与时俱进。

邓小平带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改革就是决断。讲理论是学者的事情，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有决断力，要有执行力。而我们现在很多改革缺乏推动力也是因为政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迟迟难以启动；混合经济改革一直推不动，现在拿出来的方案也缺乏操作性；明明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面还加上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好像很全面，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般讲财权事权要对称，俗称拿钱办事，现在说事权和支付责任权对称，这就会出现想办事的没钱，谁买单却不办事的情况；又比如税制改革，到底是减还是降，简单明了就可以了，现在弄得很复杂，营改增的改革其实涉及减除的税收很少，甚至一些行业还增加了税负。以上种种情况都是政府在关键政策上缺乏决断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历史性转轨的时候，邓小平带给我们的这三条启示是很重要的，纪念邓小平的意义在于拿他的思想为现实指路，为现实服务，而不仅仅单纯是纪念。

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期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为何做出这种判断？

魏杰：现在中国处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起决定性作用，1992年之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就成了政府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贪腐，现在转向了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在我看来就是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营报》：在历史的转折期，继续改革是唯一的路径，当前中国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魏杰：现在改革的难点我认为还是思想上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转过来，模棱两可的东西太多。比如，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应该强调市场的发展，同时必须要淡化政府的角色，不然就会产生矛盾，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就不应该参与到配置资源中去，而是要变成社会管理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还没有通，还有妥协。

第二就是所有制的改革必须推进。当前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尽管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认为短期还是难以推动。因为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并存这样的思想体系还没有改，这种情况下如何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既然是混合所有制，就不应该再讲“谁为主谁并存”，而是应该谁效率高就应该以谁为主，在这方面还是有框框，又框住了。

再比如说，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企业就是经济建设的主体，那企业就要有充分的活力才行。而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中国企业的税费占到GDP的44%，实业的投资回报是2.7%，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是6.7%，这等于是企业在给银行打工，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一减税企业就有活力了，同时要降低融资门槛，改革融资体制。而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都是思想僵化导致体制僵化的后果。

第三个核心问题是政府体制改革依然不到位，过去是政府大量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有利可图，政府管得太多。而现在反腐败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反倒失去了积极性，出现了政府消极怠工的现象，因为少做事少出错，从这个层面上看，政府体制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核心问题。

混合所有制是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当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魏杰：我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个突破口，但现在也有问题。而像新成立的中民投这样的公司就应该积极参与到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来，但其首个投资标的却是产能过剩的产业，有点南辕北辙，我想也是其无奈之举。现在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处于走向大型化、资本密集化的时候，所以对民企要进一步开放。现在的经济发展没有支撑点没有活力，而活力的来源就是改革。目前强调要发展服务业提振经济，但是如果实体经济都不行，服务业也难以得到发展，缺乏发展的载体。

《中国经营报》：和国有企业相比，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的困难似乎更多。

魏杰：民营企业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一是原有的产业基本处于过剩状态，有的已经做不下去了，产业基本饱和，产业转移也很难。二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导致民营企业对未来缺乏长久的预期，缺乏内在的发展积极性。即使民营企业找到了新的赢利点，但是因为体制障碍也可能投资不了。比如温州的民营企业现在就碰到了极大的困境，想转型也是很困难的。这是我看到的中国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反腐形势？

魏杰：当前的反腐是必须的，也是得民心的。但是因为积怨太多，要担心腐败官员的反扑。现在的反腐行动我想只是战役的开始，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制度建设，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人民才是笼子，老百姓要当家做主才行。归根到底还是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好的制度设计一是人民监督，二是法治，我认为有这两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