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让更多的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和机会？这已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期间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日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波教授就此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打通渠道”是关键      
 
       《中国经营报》：据了解，从2008年起，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中科院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就开展了对欠发达地区包容性增长的研究，这一课题为中印合作的重大国际项目。作为课题组主要负责人，你所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内涵是什么？

       吴晓波：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成长，许多问题开始凸显。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的挑战。“包容性增长”问题涉及面较宽，主要有静态和动态两个研究视角。从静态的视角来看，要从提供更合理的分配政策入手，使底层民众能够更为公平地参与发展利益的分配。而动态视角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提升被排斥社会群体和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能力，以及其参与主流经济发展的机会。在我们看来，动态视角在目前会更重要。它表现在一方面如何增强底层民众的工作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怎样破除阻碍他们参与主流发展的壁垒。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吴晓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个陷阱如果不能打破，很可能掉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纵观全球的发展，以日韩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他们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人均年收入顺利地从3000~10000美元跃升到更高的水平。而东南亚、中南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却难以壮大，贫富两极分化，形成所谓“哑铃型”的社会。其稳定性差，很容易发生社会动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怎样突破这个陷阱呢？积极推动社会金字塔底部的创新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如果片面地追求高科技，就会忽略底部的创新。对于广大的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更重要的是推动技术的扩散，促进适用技术的开展和创新。通俗地说，就是要打通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渠道。为了打通这条渠道，有广泛渗透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下一个阶段的建设重点。但目前来看，还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比如连接每一个乡村的三级公路建设亟待加强；铁路也是一样，除了高铁，更重要的将是轻轨铁路网的建设。这些方面日本、韩国、瑞士的发展都很典型。发达的轻轨铁路网非常高效、便捷而且环保，节能，更重要的是不仅从物理上，还要从心理上改变了城乡二元发展的模式。

       另一个重要的动态能力提升途径就是教育体系改革。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大城市所建的大学城，在集聚教育资源，吸纳广大来自乡镇的青年人才的同时，专业设置与专业人才培养却在相当程度上与广大乡镇的发展需求相脱节，反而带来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

       建设一批针对地区需求的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分布式的大学教育体系，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关注的重点。目前浙江省已经有一些举措，比如说嵊州市，他们针对产业集群的升级需要创办领带设计学院，有效地将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当地的产业需求相对接。

       所以，打通两个包容性增长所需的上升渠道是推进我国新一轮包容性发展的关键。一个是物理层面的打通，一个是知识层面的打通。我们要重新思考政策基点，以改变以往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思路。

       “利用比较优势”占先机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该如何解决区域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

       吴晓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既涉及到中央政府政策，也涉及到地方政府如何设计地区发展路径。落后地区为什么落后？关键原因有两点，一是教育水平的滞后，二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教育水平低，就接受不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只能从事落后的活动。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如不改善，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很难发展。

       比较优势的利用和主体能力的提升又是相联系的。如何提升主体能力？大量开发土地资源，简单的通过招商引资是不够的。如果处理不好，比较优势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会下降。像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一大特点就是本地的企业和本地的民众在唱主角，内地相对落后地区更应该这样，即让本地的民众有强烈的创业意识，而不是简单的打工意识。这方面政府应积极努力，提供好的环境，鼓励本地的企业家、创业家成长起来，鼓励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提升自身的动态能力。

       “发展产业集群”破壁垒

       《中国经营报》：不久前，浙江省通过了14个重点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你认为，浙江省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有无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吴晓波：产业集群能促进包容性增长，最主要的就是它很好地打通了一二三产业，而不是二元分化的模式。如果没有产业集群，大多数的人都会往大城市移动，到大企业就业，这就和农村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了，会形成二元经济的恶化。产业集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约束、增加成长机会、提升主体能力，进而大大增加底层民众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产业集群在农村地区所推进的工业化进程能够让更多的民众加入。我们称之为“分布式”的模式，它分布在各个乡镇并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走的是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破除“二元经济”的部分壁垒。

       浙江省产业集群做得很好的原因在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都能够发挥出来，一二三产业联动，形成很强的包容性。像诸暨市的山下湖，以前是很穷的地方，但它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资源优势产业——珍珠。珍珠养殖属于农牧渔业，是第一产业，加工属于第二产业，它的销售、交易市场又属于服务业，一二三产业有效地打通，使得贫困的老百姓成功地进入到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里。还有我们调研过的安吉县——中国著名的“毛竹之乡”，竹子种植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销售就属于服务业，它的整个产业链都打通了，有效地提升了当地百姓的能力和参与性。所以我们强调包容性增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利用好自己的资源禀赋，然后结合当今的经济发展形势，找到一个适当的契合点。这方面温州的鞋业、台州黄岩区的模具等等都做得很好。

       但浙江省这么多的产业集群，本身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转型升级的关键难题是什么？就是创新。创新首先就是要有创意设计，创意设计又需要什么？需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经过职业训练的人。目前浙江省转型升级面临的一个瓶颈就是缺乏熟练的技术人才，缺乏创新型的人才和高素养的创意设计人才。今后，分布式地加强与本地经济升级对接的高端人才培养，将会更好地促进浙江省的包容性增长。

       特约撰稿  夏燕燕  本报记者  鲁怡  杭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