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改变中国——浙商和粤商的比较》。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民营经济三十年：新生与困惑。三十年前，民营经济占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百分之一，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在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新生就是商帮的出现和崛起。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两个最重要的成就：在人的方面表现为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在制度创新方面表现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企业家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具有深刻变革的时期，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提到商帮，首先想到的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威尼斯商人，现在有名的犹太人商帮和华商。温州的商人在巴黎曾经把犹太商人挤出了市场，表明华商现在是越来越强大。早在明清的时候，中国就有十大商帮，特别是内陆商帮中的晋商曾有过几百年的辉煌。现代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商帮(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和珠三角商帮(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历史资料表明，浙商和粤商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位居十大商帮之列，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如今的新浙商和新粤商更是在中国甚至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涌现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在2006年全球华商富豪500强中，祖籍广东和浙江的分别占到78位和75位，2007年胡润800富豪榜中，广东和浙江分别上榜138和124人，都高居榜首。

　　我们认为，商帮有五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要有支柱性产业；二是要有标志性人物。比如鲁冠球是典型的农民企业家，是浙商的第一代代表。马云等则是浙商第三代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三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四是有一个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五是要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欧美的商人把浙商称之为中国的犹太人，台湾的商界把浙商比作内地的一批狼，现在商界也认为浙商是中国第一商帮。我认为，浙江商人最大的特点是创业精神和合作精神强。浙商有很好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有很多异地商会，温州就有100多个异地商会，通过商会来实现合作，对区域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浙商的创新精神强，通过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促进自身发展。我们知道，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融资难的问题，这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浙商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发展非正规金融，通过民间借贷解决了发展过程中贷款难的问题。

　　厉以宁教授在开幕时讲，中国民营经济创业的浪潮有三波：1978年、1985年和1992年。实际上伴随着民营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家也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 “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浙商有80%来自农村，按照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是要有冒险精神，农民是最有冒险精神的。因为按着很多农民企业家所讲的，“我们创业失败以后也没有多大损失”。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也就是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经验，即从体制外的改革开始，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第三阶段的企业家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加入WTO，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浙商中的马云、粤商中的马化腾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

　　从浙商和粤商的比较来看，二者的发展路径不同。浙商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剧变：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浙商赚取了第一桶金；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商有更大的创业冲动；第三次是入世以后，市场经济由国内局部的不完全竞争转向国际化全方位的竞争，全方位机制浙商开始大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粤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80年代开始发展“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和外贸业；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台湾、日本转移来的IT制造业；第三阶段90年代后期，吸引欧美资金，发展化学、光学、机械、电子的制造。

　　不同的发展路径使得浙商和粤商的三代企业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的第一代企业家，浙商多是农民企业家，从事农产品(25.60,0.10,0.39%,吧)加工业。粤商主要从事外贸业和有限的“三来一补”加工业；1992年之后诞生的第二代企业家，浙商主要是大力发展专业市场和小商品生产，“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以满足日益膨胀的国内需求和利于价格优势出口国外。粤商则是承接台湾、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投身于电器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代企业家，浙商以阿里巴巴的马云、盛大网游的陈天桥等为代表，粤商以腾讯的马化腾等为代表。

    　　三代企业家在素质结构、涉足行业、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经营手段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第一代企业家主要是传统的制造业、农业，第二代企业家主要从事家电制造、房地产，第三代企业家则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和IT行业。因此有人讲，第一代企业家是生活所迫，为了“谋生而商”；第二代是在政策的感召下，为了“致富而产”；第三代企业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为了创业而创新。

　　浙商和粤商的区域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在共同点上，广东和浙江的商业文化都源远流长，而且都有着明显的重商求利的传统文化；都是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企业家的特质——吃苦耐劳、崇尚敬业、敢于冒险和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要有能力，有胆略，敢于冒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显然，冒险精神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在不同点上，浙江区域文化的根源是永嘉文化和海洋文化，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结合。粤商区域文化的根源是岭南文化加海派文化，岭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吸纳了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还融合了舶来的域外文化，具有开放与灵活的特点。特别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跟硅谷一样，都是以移民文化作为支撑的。深圳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400万，其中外来人口有1200万。

　　从商人特质上来看，浙商具有以下精神：“草根精神”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务实的精神；“四千万”(“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反映了浙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人人都想当老板”体现了浓郁的创业精神和致富欲望；“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商人”体现了大胆的创业意识。粤商的“敢为天下先”，体现了没有广东人不敢赚的钱；“红绿灯论”(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体现了灵活变通而务实精神。同时粤商注重实际、淡泊政治。

　　浙商与粤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一样，浙江的经济发展是依靠自身力量，外来资本的比重很低，是内源式发展模式。浙商是自我奋斗、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不靠国家政策的扶持。有人讲，浙江是“小资本、大经济，小商品、大市场，小摊户、大网络，小企业、大集聚，小资源、大经营，小城市、大气象”。“以小而博大”，不会因为很小的利润就不去做，这是浙江商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浙江发展成就给我们的经验：不断根植“人人创业”的人文精神，不断创新民间资本形成集聚的体制环境，不断提高民间资本的组织化程度。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一个中间层，这就是商会。浙江的商会组织发展很健全，在组织发展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浙江的异地商会，已经超过了100多家。不断完善生产要素集中的政策环境，要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与浙商不同，粤商是更多地依靠港澳及海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一步到位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广东率先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确定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产业优势来看，浙商支柱产业是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优势产业在于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同时是商品市场大省；而粤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以商业贸易(批发零售业)为主，优势产业体现在商贸流通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电器机械产业。从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的行业分布来看，浙商在制造业方面比重超过了50%，粤商在批发和零售业方面超过了40%。此外，粤商还通过外部的力量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高技术产业产值已经达到1.87万亿，电子信息的产值达到4000亿，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达到1000亿。

　　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看，广东民营经济总量更大，浙江民营经济比重更高。2007年，广东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3216亿元，列全国的第一位，浙江约12000亿元，列全国第三位；从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看，浙江接近70%，比广东高近27个百分点，表明浙江民营经济对地区经济的推动力强于广东。

　　在品牌上，广东品牌总量略胜一筹，而浙江民营龙头企业和自主品牌更多。浙江有“中国名牌产品”290个，居全国第二。广东是299个，居第一。浙江有“驰名商标”是239个，广东是108个。但是，浙江有31家民营企业进入中国民营企业100强，203家进入全国500强，而广东进入500强的民营企业不及浙江的1/20。浙商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藏富于民。中国500富豪的分布，在浙江有100多人，五分天下有其一。

    因此，浙商与粤商的发展路径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产业优势也不同。当前，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困惑，大家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正从一个低成本的时代走向高成本的时代。从昨天到今天，大家都在讨论高成本的时代的问题，今天公布的四月份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8.5%，同时原油价格很高，农产品(25.60,0.10,0.39%,吧)价格很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资源环境的成本上升很快，汇率所造成的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大上升。所以几个要素碰在一起以后，使民营企业、商帮在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困境外，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还有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企业治理机制的制约。家族治理在降低代理成本、节约交易成本、形成较强凝聚等方面存在优势，有利于企业快生，但家族治理也存在治理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决策的随意性以及代际传承的排他性等问题，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必然面临着企业治理模式的问题。

　　二是区域文化的制约。传统的区域文化中往往稳健有余、进取不足，重战术性短期利益、忽视战略性长期运作。粤商主要凭个人或家族“打拼”，缺少合作。浙商的团队精神较强，出“群商”，强调产业“扎堆”和创业者“扎团”效应，重双赢，求“共生共荣”，具有“帮带”特点，构造了良好的社会资本。

　　三是发展模式的制约。浙商产业层次较低，传统产业较多，高新技术产业较少，中低端制造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粤商依靠外资驱动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易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较弱。当前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成本上升，很多外资撤离广东而迁移至中西部或越南等国家，粤商处境困难。现在珠三角、长三角面临着高成本时代，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实现产业的转移。

　　网上有一个博客讲到，粤商经营模式的“五长五短”：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三长：勤奋刻苦，有永不疲惫的黄牛精神；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五短：一是创新的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二是国际背景商务知识、专业运营能力的缺乏；三是资金营运能力差；四是对专业人才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五是企业愿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也有人讲到温商的“七长八短”，七长：一是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二是市场导向办企业；三是营销布阵；四是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五是开始“抱团竞争”，形成一批龙头的企业。六是有一个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七是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八短：一是企业规模高速增长——但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二是管理粗放落后，服从老板意志、缺乏制度化管理；三是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四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五是重量级人才短缺；六是学习意识淡薄；七是小老板心态；八是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些特征即归纳了粤商和浙商的特征，也道出了其发展的困境和挑战。

　　所以我想，要壮大商帮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应该从五个方面来做：一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引入职业经理人、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二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加大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三是要实施品牌战略，企业要制定品牌战略、政府要培育企业品牌；四是要提高商帮组织化程度，特别是商会建设，要加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商会建设、完善商会立法、积极发挥商会的制度功能；五是要创新区域文化，要弘扬创业文化、创新文化、合作文化、信用文化，大力倡导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同时培育企业文化和企业家文化。要把企业文化打造成为“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类似联想的“亲情文化”；柳传志认为：企业家靠的是“王道”而非“霸道”。的文化则是一种商道的文化。有人讲企业家应该像雄师一样，有王者风范；有人讲应该像大象，厚道庄重；有人讲要像狼一样，强悍霸道。所以文化是商帮中很重要的标志。刚才讲30年民营经济重要的方面是经济的崛起，我们未来30年应该进一步壮大商帮的力量，促进区域经济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