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名片

赵昌文，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CIFI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兼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担任多家重要国内外著名杂志的主编、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匿名审稿人。

研究兴趣：国有企业、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新一轮的世界科技革命催生了产业变革。”浙大EMBA兼职教授赵昌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上表示。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 再工业化 战略，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提升其制造业体系的全球竞争力。

赵昌文解释，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即上一轮工业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阶段，同时迎来全球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业革命，这三个情况的叠加，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21世纪》：我们应该如何判断现在发生的是技术革命还是工业革命？

赵昌文：我认为，判断是否是工业革命主要有三个标准：其一，是否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引发了生产方式的革命，甚至导致新业态的大量出现；其二，是否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三，是否出现了标志性的通用技术及其对产业的渗透。

当前出现了信息技术、制造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深度渗透、群体兴起的技术创新局面，许多领域处在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相关技术（特别是数字化制造）的通用性和高度渗透性，将对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乃至社会发展逐步产生深刻影响，使各国竞争力此消彼长。按照上述三个标准，可以说已经明显出现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兆。

《21世纪》：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一轮工业革命，它有哪些本质性特征？

赵昌文：国际上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表述，最有影响的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美国学者里夫金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产业转型升级，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其次，英国《经济学人》编辑麦基里认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当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核心是数字化制造，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网络服务正在逐步普及，大量个性化生产、分散式就近生产将成为重要特征，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终结。

第三，德国工业4.0战略。工业4.0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2013年4月由西门子、德国工程科学院等产业界和学术界组成的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布的《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将工业革命分为四个阶段。

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第一台机械生产设备的诞生，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1.0。20世纪初，电力的应用以及基于分工的大批量生产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即为工业2.0。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伴随着智能联网、自控生产系统孕育而生，信息化定义为工业3.0。目前，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宣告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的到来。

工业4.0计划虽然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但就其本质看，都强调的是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与里夫金、麦基里所认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国内外虽然有不同认识，而且其初衷来自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出于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制造业复兴、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战略构想，但是，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契合了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实际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总体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仍处于萌芽期。

《21世纪》：你们在德国调研“工业4.0”时，有哪些发现？

赵昌文：从德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调整来看，首先，在政府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工业4.0已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其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夯实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

调研中，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国务秘书卡普费雷尔（Stefan Kapferer）认为，制造工程领域的全球性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不仅是亚洲竞争对手对德国工业构成威胁，而且美国也正在采取措施促进“先进制造”，应对去工业化。

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发布的《把握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攻略的建议》报告中明确提出，德国需要借鉴其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设备供应商以及在嵌入式系统领域的长处，广泛地将物联网和服务应用于制造领域，以实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道路上起到引领作用的目标。

为了支持这一计划，目前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如工业4.0自动化研究计划，为中小企业的研发提供资助。此外，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尤其在信息安全领域，以及优化新创企业的融资环境。

但是，政府主要还是相信并依靠德国工业界的自我调整以适应工业4.0的发展。工业界目前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工业信息化领域的最佳实践示范项目，如西门子、博世公司等；二是一些大公司提供资金与中小企业一起共同从事研究开发；三是促进研发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如空客公司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进行的合作。

在调研中，我们对企业的最佳实践示范项目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理解。如西门子由于数字化、智能化，其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在过去十年中，同样的厂区、车间面积，同样的员工人数，生产效率却提高了7倍，曾被评为“欧洲最佳工厂”。实际上，德国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包括许多“隐形冠军”正在按照工业4.0计划改革和完善其公司管理模式。

当然，在调研中，企业也认为，工业4.0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是全球制造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短期内所有企业能够实现的目标。

《21世纪》：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对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业提出了哪些挑战？

赵昌文：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成长为工业大国，具有门类相对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基础。调研中，卡普费雷尔认为，中国制造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比德国用了40-50年的时间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要短得多。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生产服务化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尚有明显的差距，大而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还不够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缺乏，加之近些年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使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加大制造业的发展会对我国的制造业部门带来全面的影响。

所以，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面前，我们应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应适应智慧、绿色、包容、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新趋势，着眼长远，增强预见性，加紧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研究和部署。

《21世纪》：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迎接第三次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赵昌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具有要素低成本的相对优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则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此外，从历史经验看，具备较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是历次工业革命中“先发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我国内需潜力巨大，并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多样化特点，新一轮工业革命就地化、个性化生产等特点，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化的重要性，这是我国的最大优势所在。

从德国、英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看，当前我国的主要约束因素是人才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但并不是人力资本强国。近些年来，由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下降，劳动力工资成本上涨幅度远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越来越弱，人才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高端创新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足。

正如西门子公司的Siegfried Russwurm博士所说，工业4.0并不仅仅是机器的事情，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人机系统，以便获得更高的效率。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数字化制造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意味着技能劳动力、科研设施、专门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日益重要。所以，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强化创新人才培养，改善培训体系才能够更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21世纪》：在迎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赵昌文：德国、英国和波兰的经验之一就是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政府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管得太多”。

我国一直具有统一战略部署、长远规划、集中推进的体制优势，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仍比较多，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加快政府转变职能，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着力营造公平、开放、有序、法治、稳定的良好产业生态系统，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