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时间也跑得飞快，转眼2018新的一年已然到来。

回看2017，这一年，创新创业、人工智能、大数据、新零售、颠覆、直播……各种“热词”涌现，我们的学习生活每天都能遇见“变化”与“新奇”。

这一年，各种新型商学模式持续涌现，企业大学、量子大学、网络大学、私董会、培训营等发展如火如荼，海外商学教育持续备受国民青睐。是封闭还是开放？是竞争还是合作？是颠覆还是被颠覆？中国传统商学院办学模式正面临来自国际国内、体制内外多重挑战；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双一流”成为取代985、211、2011协同创新的热门关键词，新时代、新挑战、新征程，商学发展正面临“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时代，中国商学院教育的发展未来何去何从？40年前的改革从教育开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商学教育如何从头起步？2018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的开局之年，中国商学院教育在这关键性的一年将呈现哪些发展趋势？

作为勇站时代前沿、前瞻务实的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开拓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将持续推送管院学者们对2018年各大行业领域的发展前瞻。本期【前瞻2018】专题，将分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教授对2018年乃至未来几年中国商学院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

学者简介：魏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企业组织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创新基地副主任。

研究领域：创新战略（Innovation Strategy）、技术创新管理（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以下整理自现场专访录音

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教育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放眼过去近40年的发展，中国已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领先企业，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华为、阿里、中车、腾讯、海康威视等，这说明我们企业已经从“跟随”走向了“引领”。今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到，经过长期努力，我们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

在这样的伟大时代，反观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现状，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甚至出现了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局面。原因何在？我们这些理应引领时代发展的商学院是否到了该“幡然醒悟”的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命题：如何跟上新时代的步伐？我们相信，在这样的重大转折时期，商学理论研究将迎来范式转变，我们的管理学科、管理理论与管理教学，到了开始探索“中国气派”的时候了。

那么，何谓商学理论和教育的“中国气派“？当今中国商学院正处于从“不自信”到“自信”，从“一味模仿”到“理论创造”，从“学习他人管理方案”到“提供中国管理方案”的转变期，给中国商学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拐点，“中国气派”就是要抓住范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向全世界贡献“我们中国人的管理理论和智慧”。

商学理论和教育的“中国气派”，有非常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底蕴与扎实基础的支撑，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大地，来反思、建构、传播“中国气派”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时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商学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我们已经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候。因此，作为中国商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将努力探索中国管理实践背后的道路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将坚持“立足浙江、服务国家、嵌入全球”，与当代最具活力的浙商同行，与中国最先进的企业家同行，与独具智慧的中国管理实践同行。新时代下，为形成具有浙大特色、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商学办学模式颠覆

2018年，传统的商学办学模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今天，仅仅在杭州，就出现了湖畔大学、量子大学、阿里商学院、西湖高等研究院，此外，还有让我们震惊的混沌大学、华为大学，更不要说一批批蜂拥而入的海外商学院。这些新近涌现的新商学机构正在不断颠覆传统的商学办学模式。尽管目前它们还处于非主流的、探索阶段，但它们的办学模式正在挑战传统商学院体系。那么，未来的商学院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商学院是开放型的。商学院的边界是开放的，是跨区域边界、跨国家边界、跨星球边界的。当今天体制内的商学院还在严控异地办学，还在要求EMBA入学考试，还在要求严控师资编制，还在要求封闭教育资源时，未来商学院必将是分布式、交互式、无边界的，招生将是开放的，培养过程是开放的，办学主体是开放的，师资选拔是开放的，“商学院+”将改变学院结构、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商学院是网络型的。商学院的各种教学资源、资金等要素，将通过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而集聚，将由社会捐赠者、企业等投入资金；由来自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引领性人物参与商学教学，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社会学院+人文学院+工程学院+……, 形成学科共融、共赢共生、协同发展的网络格局。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商学院是学生主导型的。今天的教学已不再是知识主导型的教学，而是智慧启发式的教学。互联网时代下，学生获取信息、知识非常便捷，如果再像今天体制内商学教学那样，只讲基本概念、基本模型等这类在静态社会种所形成的管理知识，商学院就越来越没有存在必要了，因为连机器都会深度学习了，何况是人！因此，未来商学教育，必须是以学生为主导，教师的价值将转化为组织者、协同者和网络的中心节点。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商学院教师是人际共生型的。商学教师职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原来那种靠一本教案吃几年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将被彻底颠覆，越来越多的老师会失去工作。教师的职业会迎来革命性变革，包括教师的思维方式、认知理念、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知识结构、培养流程、培养主体等会迎来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虽然，这种变革会遇到传统商学办学模式的强力抵抗，但只有时代的商学院，没有不变的商学院，体制内商学将会离我们渐行渐远。

为了适应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也将更开放地办学，让我们的本科生、硕博生以及MBA、EMBA学生等更好地“走出去”，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集成，来构建商学院的新生态，并让优秀的企业家、社会及政府人士、国际学者等都加入这个生态圈，从而构建开放、创新的生态网络。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将持续调整课程结构，通过“商学＋”的模式来改革课程体系，如商学＋哲学、商学＋人文、商学＋金融、商学＋工程技术等实现学科交叉的培养体系，构建起以中国现实为导向，以工程科学、实验科学、数据科学、人文科学等为基础，以商学智慧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

把“管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因为要形成商学理论和教育的“中国气派”，所以，2018年商学院教育要更加强调“把‘管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管理是“形而下”的学问，是应用性的学问，论文不能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就仅仅是Paper而已。

事实上，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鲜明而独到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例如中国制度具有独特性，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我们的企业家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探索出了具有中国智慧的管理解决方案，我们的国家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下实现产业技术追赶，如何观察、诠释和创造这些中国特色背后的管理智慧，是商学院的基本使命。

我们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相比西方管理，“中国式管理”更强调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强调社会责任与使命，同时又要解决社会发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样的国情需要有大量的管理理论去探索与总结，要求真正围绕管理实际去发展理论，去深层次揭示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内涵及管理规律，把“管理”论文真正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师学者才能把理论成果回馈给社会，才能培养出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生。

因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求教师更多地深入企业，调研掌握第一手“管理”实践智慧；去转变僵化、教条化和程式化的研究方法，强化holistic, heuristic型研究方法，回应现实世界需求。我们要更加鼓励学生“走出去”，从事社会调研与实践。我们要鼓励教师与学生一起参与项目研究，去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最新实践并总结实践，最后再服务于实践。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也将进一步做好全球浙商研究院，搭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学校的合作平台，组建企业家委员会，进一步提升与企业的深层次联系、加强合作等。要把管理学院培养成优秀企业的“人才大本营”“智慧基地”。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实现同步对接，才能用我们的最新理论成果去解决企业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这也是“把‘管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意义所在。

深度学习的商业教育

在当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蓬勃发展的时代，商学教育要满足日益变革的时代需要，就需考虑如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不断融合。而这就要求我们要创造商学的“深度学习”模式。

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让互联互通、开放整合以及知识的深层次挖掘等越来越多地得到技术的辅助与支持；另一方面，知识不是工具，也不是目的，而是为我们创造世界而服务的手段，因此未来商学教育也将进入“深度学习”的模式，挖掘知识的深度，进而启迪自身的智慧。

整个企业组织模式在颠覆过程中，企业组织内部学习模式必须不断往深度发展。AI发展，赋予组织越来越强的思维能力，组织将变革越来越有灵气，组织必须强调自身的智慧化，因为组织也有灵气和思想，这来自于不同人感知的集成，而组织的学习则来源于创造出硬、软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模式。

若组织自身不进行变革，缺乏深度学习能力，组织就没有灵气，也就会严重阻碍组织内部人的作用的发挥。比如创建达摩院的阿里巴巴，将在全球各地建立实验室平台。如果这些平台内部没有进行变革与学习，也是无法顺利推出的。

正因如此，我们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也将做出变革，推行协同办公、轻便化运作、开放式办学、多种资源集成的学术平台建设以及跨学科的团队建设等，把对管理实践的感知和集成，延伸到生态网络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区域布点，让商学的“深度学习”成为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嵌入到教学、科研、生活中去。

人才成为商学研究的第一成果

未来的商学教育发展还有一大趋势，就是回归教育的本质——“立德树人”。商学研究必须要为培养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商学院存在的使命，就是培养优秀的商学人才，因此，教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人。看一所商学院是否具备一流影响力，在于它是否培育出了一流的商学人才。

商学教育的第一成果当然是人才培养。与教学所不同的是，教育是既教又育，而有教无育则是失败的。这里的“教”既指教学，也指教学的前提——科研，科研和教学在商学教育中必须融合。因为管理学的科研工作是为了回归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商学研究的第一成果也应该是人才。传统商学院陷入了一个为研究而研究、为Paper而Paper、为奖励而奖励、为课题而课题的局面。这就需要由领先的、有责任担当的商学院来改变与引领，包括整个商学院的评价体系、考核体系、职称体系、教师聘岗体系、学生评价体系等等，因为如果没有上述“指挥棒”的变革，“立德树人”将无法实现，商学教育也将违背它的初衷。

只有让最优秀的老师、教学最好的老师、最挂念学生的老师、深受学生尊重的老师得到足够的承认与肯定，才能引导全员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倡导“三好”价值观：好教师、好学者、好员工。

“好学者”，即投身商业研究和教育“中国气派”的构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过去一流商学院是以国际上发表高水平文章为标准，而今天的世界一流商学院，则要在发表国际高水平文章与解决中国发展实际重大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解决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理论，就是解决世界问题，向世界贡献中国的管理智慧。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好学者”。

“好教师”，即对学生有爱心，爱生如子，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培养学生，把教学作为第一天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要打造“管院好教师”品牌，让那些把人才培育作为第一研究成果的好教师给予高强度激励，引导和树立“立德树人”为第一天职的文化价值观。

“好员工”，即行政员工要牢固树立“师生为本”，为师生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服务，关注学生成长、引导学生思想发展等。要立足长远，站得高远，共同为培养高素质的“四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社会责任）人才而奋斗。

未来几年，“立德树人”将是我们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主线，“三好”价值观也将贯彻于我们商学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而实现我们的“五好”目标：培养好学生、做出好成果、搭建好平台、创建好文化、形成好学科。